有外媒报道称,无论中国的房价怎么涨,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十年后中国最便宜的东西有可能就是房子。
泡沫与否我们先不讨论,十年后最便宜的是不是房子,现在尚不能确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房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否存在问题。
过去十年可谓房地产的发展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可以这么说,房地产的繁荣只是城镇化的表征。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个是限制城市化问题,大量人口在城镇集聚,带来了管理与经济支撑困难,于是下乡运动和逆城镇化的过程在所难免。第二个阶段是摆脱城市化思路,选择城镇化作为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路径。**以土地为筹码,开辟了土地财政的新路径,中国房地产市场迅速成为社会焦点。第三个阶段是中央最近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这个战略核心点有两个:一个是打破束缚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一个是限制城镇化的土地制度约束。问题是从哪里获得资本。这一问题仍然难以摆脱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城镇的繁荣,高楼林立,马路宽敞,高铁越建越远。但任何事情总是平衡的,负面风险也在集聚。
第一个风险就是城镇化负债风险。最近一次危机的爆发是邯郸楼市债务危机,民间借贷利率普遍高达20%到30%,所涉金额高达93亿,且当地十分之一家庭卷入其中。解决债务问题很多人寄希望于放开限贷令,但如果这样做实际上会使得危机的“病毒”迅速传播,无法控制。
第二个风险是土地转型的风险。这些年来土地财政的秘诀就是利用低价征地与高价拍地的差额,而被拆迁者部分觉得拆迁利益分配不合理,心理难以平衡。为什么社会不满情绪这么多,说来说去还是土地升值之后利益分配不公正的问题。
我们只能说,房地产市场已经超越其本身的界限,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这些基本机制没有得到根本修补,十年后可能不是房子便宜与否的问题,而是经济转型压力与社会转型双重压力可能会大幅度增加的问题。
朱大鸣(知名财经评论人)
来源：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