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认为不管是出于资源的最优配置，还是出于公平性考量，提倡景区涨价阻止人群的办法都是错误的。薛兆丰则独家回应“价格的作用，恰恰就在于把低估值者赶走，让高估值者留下。价格负责解决秩序问题，但不负责解决穷的问题”。
对于长假期间景区人满为患的问题，薛兆丰老师认为，“全国一起放长假是有好处的，问题出在不允许景点和道路的价格浮动上。要知道，年夜饭很拥挤，解决的良策，是让年夜饭价格浮动，而不是取消春节”。这个观点，当然会招致很多类似“经济学家只懂经济，只知道市场，不懂社会现实”的批评。不过，我倒觉得，更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足以**薛兆丰老师的观点。
如果涨价，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小幅度涨价不足以分流人群，或者分流效果并不显著。车费、时间成本、亲友一起出行的机会窗口，游客到景区的综合成本并不低，即便仅算金钱成本，一趟国内旅游下来，少说一千，多说几千。所以，要想景区价格影响、阻止人们出行，并不是涨几十，而是需要涨几百块。这个时候才能做到游客减少，只剩下少数价格不敏感，或者更直白的说，有钱人悠闲的游览。
在提倡涨价的薛兆丰老师眼里，价高者得，这就意味着高效的配置了资源。不过，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或可发现疏漏之处。
“贵”不能解决“穷”的问题 首先，即使仅从经营角度来看，资源的拥有者以最高价格卖出资源，实现总收入最大化，即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旅游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当价格已经能使游客大幅度减少的时候，就一定意味着总收入开始下降。因此，
即使以“既定资源以最高价卖出”的粗浅经济学角度来看，涨价应该涨到游客大幅度减少之前就停止，用涨价来驱赶游客是不合算的，是资源的低效配置。 其次，现代意义上的景区，虽然需要资本投资，但景区的最大成本--土地、景观、历史遗迹等自然禀赋与人文资源，其拥有者，从理论上而言，不是景区经营者，也不是当地**，而是全体中国公民。那么，这个时候，景区就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营效率导向的。
那么，对景区的拥有者，全体国民来说，什么样才算最大化得实现了景区的价值？
且不说仅以旅行而言，1万个人拥挤着游，与100个人舒适的游，其余9900个出不起钱的景洋兴叹，到底哪种效用更高。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效用不仅仅限定于景区游览，公平诉求也变为资源拥有者，也即全体国民的效用之一。景区是否该涨价，就变为了一个公共选择问题。当然，这也是经济学。
虽然从个体视角看出去，一个景区只有少数人的时候，游玩更好，但是，这个选择却必然面临另一个约束：出更多的钱。显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时候，他们会选择便宜一点但拥挤一些。这就是中国游客群体的公共选择现实。高速公路上拥堵导致的抱怨与免费通行政策受到的拥护，已经明白的反映了这一点。
如果把景区拥有者拟人化，可以生动的描述这一过程。景区拥有着把门票定得很低，损失了收入，游人也非常挤，但是，他明白，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人的能够到景区来玩，他对这个局面感到很满足。
所以，不管是出于资源的最优配置，还是出于公平性考量，景区涨价阻止人群的办法都是错误的。
认为景区应该涨价的错误，在于暗定了一个效用标准，即把阻止一部分人，让另一部分人玩得更好，视为效率更高。这看似是以价高者得为标准去判断资源配置，但其判断资源配置的出发点却错了。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把景区资源拥有者当作一般个体，忽略了基于景区产权的公共选择问题。 可以做个简单的比喻，一个小贩有10个包子，每个包子可以卖1块钱，有10个人来买。其中一个人想多吃一个包子，同时只想自己吃这个包子，当然他也愿意出更高的价格，3块钱一个。这个时候他提出，包子应该涨到3块钱。如果小贩提价，这个人花6块钱买2个包子，其他的人都觉得贵，不买了。通过提价，小贩收入由10块变6块，而其他的包子就只好变质扔掉，另外，还有9个人仇恨的看着小贩与这个富人。
其实，涨价建议还存在更大、更矛盾的经济学逻辑上的矛盾。
我们不妨通过一系列提问回到问题的源头。提出景区涨价，是因为人多，为什么那么多人，因为长假，为什么要放长假呢？那就涉及到长假的经济本质。
其实，很多人都在呼吁带薪年假实际上是有的。根据劳动法，有关于年假的详细规定，最长15天。可有人一定要说，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写字楼里执行得也许还行，但全国来看，执行得很差。
事实的确如此，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企业中，员工相对弱势地位，谈判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即使法律可以保护劳动者的休假，但是，却无法阻止一个更愿意加班，牺牲假期的人更容易升迁、升薪。也正因为如此，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很难实现自己的带薪年假。
长假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全国一盘棋的长假制度等同于全国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停摆。由于很多商业、生产活动都停滞了，单个企业即使不放假，员工创造价值的效率也大大降低，有些单位甚至无法运行。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企业损失最大，但给员工放假，对企业来说，却是机会成本最小的。所以，
长假的设置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以国家名义，代替劳方与资方谈判假期，通过全国停摆的方式，降低企业放假的成本，同时，给企业更大的放假压力。 劳动者权利，除了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完善外，更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劳动力价格、中国人对劳动、金钱、假期的认识等长期问题。在短期之内，恐怕还是只有长假的方式最为现实。对当下中国而言，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氛围问题。（刘远举 凤凰网特约评论员）
反驳：价格负责解决“秩序”问题，不负责解决“穷”的问题 第一，举国长假，目的是给出方便国人共同协调的时间段，但度假方式显然是多种多样的。难道“有长假就必须旅游，不能旅游就不能有长假”吗？因为长假期间景点拥堵，所以就必须取消长假？我宅家里还不行吗？这逻辑有问题。
第二，价格的作用，恰恰就在于把低估值者赶走，让高估值者留下。价格负责解决秩序问题，除非你说秩序不成问题，但价格不负责解决穷的问题。如果非要由价格来解决穷的问题，那不仅得标价为零，还得向全民提供免费机票，让买不起小车的穷人到达景点。作者就完全没明白价格是干什么的。价格可不是梳妆打扮、请客吃饭。（薛兆丰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