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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教育正在被颠覆
作者:马新莉 文章来源: 浏览次数:2479  时间:2014/1/23 20:29:00 

  在过去的19年里,David A. Wilson一直是GMAC(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 )的CEO。他在2014年1月正式退休之时回头望,GMAC最著名的产品GMAT考试,在过去60年里已成为被全球各大商科研究生项目认可的一个黄金标准,即便在教育形态走向多元和蓄势爆发的今天。

  GMAC从来不希望把自己当成一家只提供测试产品的外国公司,它的定位是商学院或者大学协会性的教育组织,始终是商业教育的深度参与者,甚或研究者,并希望将这些国际经验带到中国。复旦管理学院的陆雄文院长成为GMAC全球董事会的董事成员也体现出这一信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商业形态,或者说家庭的各种事务,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组织形式。我们知道要创造这样一种平台与机会,或者连接这样的机会与梦想都需要组织化的运作,GMAC就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David A.Wilson说,“当然从一个更宏观的使命来说,GMAC非常致力于提高全球商业教育的质量。”这一原则,也得到了刚刚接替他成为CEO的Sangeet Chowfla的赞同。

  GMAC最近刚刚资助出版一本新书《颠覆或被颠覆:管理教育变革蓝图》,与著名学者及实践家一起探讨和应对管理教育的挑战。本书的投稿人包括哈佛商学院的Rakesh Khurana和INSEAD商学院的Dipak Jain,他们回答了研究生管理教育面临的当务之急,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思路,比如确立一个评估课程质量的新模式,以替代排名模式;乔治城大学的Brooks Holtom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Lyman W. Porter则指出,包括新竞争者、技术进步、全球化以及经济波动在内的市场力量正在向研究生管理教育的核心发起挑战。

  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带领GMAC高歌猛进19年的David A.Wilson解读了由本书引申出的对于商业教育的洞察和思考。大学欧文分校的Lyman W. Porter则指出,包括新竞争者、技术进步、全球化以及经济波动在内的市场力量正在向研究生管理教育的核心发起挑战。

  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带领GMAC高歌猛进19年的David A.Wilson解读了由本书引申出的对于商业教育的洞察和思考。

  Q:GMAT考试形式的变革如何体现出商业教育的发展?

  A:我们差不多从四年前开始对全球的商学院教授做关于评测方面的调研,询问他们,GMAT已经拥有的三大部分(分别为文本逻辑推理、数理推理及分析性写作)能不能满足衡量年轻的学生在新的商业世界中的能力。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比如从不同的信息来源获取相关的信息,从而做出判断。根据这个想法,我们就研发出了一个GMAT新的板块,这个新增板块叫综合推理,或者叫IR(Integrated Reasoning)。

  我们可以把商学院看成是一个商业世界微观的表现,GMAT考试又是商学院微观的表现。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从商业世界到商学院再到GMAT,必然体现出商业世界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我们看到今天的商业世界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不仅是单一的文本、数字或信息来源,而是表格、图像等多样化信息和多种信息来源的结合体,这是我们推出综合推理的重要原因。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们每年会有五大全球性调研,分别涉及申请学校、毕业、校友、企业和雇主。从微观的角度来说,院校会有一些临时性或及时性调研的需求,会联络我们去做研究,因为我们的研究部门有很多数据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为了更加有效地预测一个学生是否能成功地完成MBA项目的学习,我们在今年2月份推出了新的软技能评测产品,叫Reflect。它评测的是一个学生非认知方面的技能。例如管理团队的能力等。因为对一个公司来说,招聘进来的高级人才光能了解数据和读懂信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管理团队等软技能。

 Q:从2006年至今,GMAC针对全球商学院教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调查,关于商业教育的现状有哪些总结?

  A: 我们这三次大调研反应出了两大趋势:第一,从全球来说,所有的院校都在力求规模更大、形式更多的全球化,包括采用合作项目、联合学位等等。我们也注意到在最近的《金融时报》商学院项目排名中,中国有6所MBA进入全球前100名,有13个EMBA项目进入全球前100名,其中有四个是联合项目,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化带来的益处。第二个趋势,在院校的层面上,会根据一个地区的人口情况、经济特性,或者教授构成来做相应的调整。比如在美国的新奥尔良市,因为钻井业尤其发达,所以新奥尔良的商学院设立了以能源为主打方向的MBA项目。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创业,管理教育就会对这种创业热情做出回应,可能会

  开出与创业相关的课程或者MBA。而有的教授在金融专业上特别强,院校就可能专门设立将金融、数学相结合的硕士项目。总体来说,这些是驱动商学院教育发生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Q:你认为目前商业教育中最具颠覆性的因素是什么?被颠覆的又是哪些?

  A:我看到已经在被颠覆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渠道”,或者说教育传递的模式。越来越多传统的面对面教授模式,要么被逐渐转化成完全的线上,要么转换成线上和与教授面对面结合的模式。比如说1994年到1995年,杜克大学的福夸商学院启动了一个全球MBA项目。这个项目在当时是很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把面对面教学和科技相结合,一开始用电话,后来用网络,要知道在1994年,互联网才刚起步呢。这样的模式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我所能预见到的将来的商业教育模式,并不是在一两年后,有可能是在十年之后。十年之内,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以区域为单位的院校组成一个聚合体。在这个区域里读书的同学可以去读复旦金融市场的课,可以去上一门伦敦商学院战略的课程,也可能会去上沃顿商学院的科技课程,或者另外某所学校读组织行为学。这是我所看到的学习商科的一种聚合体模式,可以从不同的优秀的院校中选择不同的课程。

  当然,这样一种聚合体的模式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去证实参加课程的学生已经真实掌握了知识。这必然会牵涉到大学或课程的品牌,而大学和课程的品牌对于毕业生和学校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Q:和欧洲的MBA项目申请人数比以前有大范围的回升,亚太地区的增长势头反而明显放

  缓,你认为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A:这个数据并不是在表明一个读MBA或不读MBA的结果,而是因为非MBA项目或商科项目的不断增多。这里面有经济的驱动,也有教授的驱动,在全球都有这种情况。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大学四年级时,并不希望工作四年后再去读MBA,而是希望毕业后马上去读会计硕士或者金融学硕士,甚至越来越多的人直接去读管理学硕士。这是我们在中国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和趋势。举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人力资源部的员工。他告诉我,联想公司需要开一个3000人的工厂,马上需要30位初级的经理去管理一线的工作。这30位初级经理从哪里来呢?就是刚毕业的MBA,或者刚毕业的管理学硕士、会计硕士。因为他们能够直接承担起需要具体技术功能和职能的工作。

  在中国,为什么商科仍有非常高的热度?我想至少有四大因素:第一,中国的经济的确有着非常健康的增长;第二,中国是一个非常相信教育的国家,相信教育能够改变人生;第三,中国有气氛强烈的创业大环境;第四,科技的确在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机会。

 在我们GMAC的调研中,来自中国的数据显示,79%的MBA毕业生在毕业前就已经有了工作的机会,而在全球其他地方,毕业前就找到工作的比例有60%。很显然各种招聘的需求在中国是非常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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