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事情要是没人举报，过了可能就过了，既然有人反对，举着《大清律》投诉，作为治疆大员的高书麟，其判决是恰当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件已经很公开了，如果批准这个武童参加乡试，必然很多地方都依照此例，不同程度类似情况纷纷效仿，到时候很可能弄出更大的乱子。所以高书麟尽管不是个读书人，但是很有政治智慧，他的果断严苛，暗合朱子对法律的理解：法律保护的是更多的无辜者，而不是想尽办法给犯罪之人找开脱宽宥的理由。当然，武童不是犯罪者，只是按照当时的标准，他的确血缘出身卑贱。高书麟不准这个武童参加乡试不说，还将盱眙县令杨松渠向礼部咨参，礼部根据高总督提供的材料，调查后，给予杨松渠“降一级调用”的处分。
不仅盱眙，到嘉庆元年，江西有个衙役的儿子，早就出继给别姓良家为子，孩子长大后，读书读得很好，但是，却不能参加考试，家里带着一系列能证明其家清白历史的证明到官员跟前申请，得到的回复是：“终系下贱嫡派，未便混行收考”，还警告如再坚持申请参加科考，“拟以照例杖革”，要打屁股以示惩处。
不准衙门捕役的子孙参加科考，即使曾经当过捕役的养子，后来脱离关系，回归到本家，认祖归宗的，仍然不准参加考试。
这都是为什么呢？对在衙门里工作的公务人员捕役的鄙视怎么如此严厉？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曾经对此提出异议，他说，自古以来充当这个职业的，固然都是有罪之人，贱之可也，但是，现今的隶卒捕役多由官府招募的良家人充当，怎么还把他们当作贱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呼吁当然没有用，因为习惯如此，关键是当时的社会对此的认同如此。
捕役尽管多出身良家，但是，一为皂隶衙役，窜入公门，即官家奴婢，为官员驱使如鹰犬，“人虽极善，然一入公门作胥曹，无不改而为恶。”“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响之类，在在皆须其力”，干的都是跟利益有关的差事，很快坏毛病就惯出来了，“腰有一牌，便声生势长，鱼肉细民。”“捉影捕风，到处吓诈”，“上班在辕，即便招摇生事。及至下班回籍，（因为有所谓人脉，加之谙熟衙门潜规则）又可武断乡曲，出入衙门，与地方官颉颉。”甚至官员常常受其挟制，反过来为其利用。至于勾结奸商，操控地方米价，从中渔利；或为奸商收买，滥用私刑，以至越境抓捕拷掠等，不在话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员，都知道这些人的问题，也数次整顿裁撤，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皆因其职业产生习惯，习惯滋生习气，习气养成德行，德行改变品格，所以，原出身良家，本不卑贱者，也慢慢地事实上变得很卑贱，血缘即便不卑贱，也因为职业恶习而慢慢地行事卑贱了。
老百姓对这些人鄙视又畏惧，“里巷妇子畏之如蛇蝎”“小民但期无事，惟有吞声受之而已。”就是说，衙门里的这些恶势力才是危害百姓的真正恶势力。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种人进行了总结：“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唯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骨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唯此四种，恶业至多”。纪晓岚简直是诅咒这四种人了。
朝廷对此卑贱者，有严格的制度性和法律性限制，虽然在衙门当差，但不许他们走正门出入、不许在公堂上坐，如违反，依《大清律例》“杖七十，徙一年半。”挨打还要被流放。至于其子弟，恐其遗传及沾染恶德，令不得参加科考，就容易理解了。因为假如考取功名并为官，而其父祖为卑贱，于礼不合。
因此，一般人家，非不得已，不许子弟充当此役，认为干这种差事“丧名败节”，族中一旦有人窜入公门为役，则家谱将其削籍，死后不得入宗祠。（见《新安县志》）
其实，历代卑役贱隶有豪壮之举以有裨益国家，令人尊敬者，代不乏人，职业能改造人，但人也能使职业增光，子曰“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卑贱与否，关键在人，在人做事的品格。此不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