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则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我国企业和公民也越来越多走向世界。在应对大变局、参与全球治理、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国急需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急需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急需一大批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专业人才，以保障和服务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涉外法治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地位和作用，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为涉外法治领域输送了一大批涉外法治人才，而且培养出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国际法院法官、国际海洋法庭法官、ＷＴＯ争端解决上诉机构法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国际法研究院院士等杰出人才。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现有的涉外法治专业人才还远远不能够满足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实际需要，主要表现在数量不足、能力不足、经验不足、培养不足。一是真正能够熟练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数量不足，离实际需要有很大的差距；二是在国际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学术交流等各个领域都需要涉外法治专门人才，而我国在有些领域还缺少合格的人才；三是我国在各类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仲裁机构、调解机构、法律服务组织、法学学术组织等任职的人员偏少，即使在一些机构有我国任职人员，但处于领导层、发挥领袖作用的不多；四是我国法学教育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重视不够，在一段时间里压缩了国际法学科、取消了国际法专业、减少了国际法课程、脱离了国际法实践、忽视了学科交叉融合、弱化了人才培养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法治人才培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要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根据总书记的要求，针对上述问题，我就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完善法学学科体系，健全国际法学科体系，将国际法学确立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学科专业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也是学术分类后形成的功能单位，更是专业人才培养的载体，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在我国目前设置的学科法学门类中，只有一个法学一级学科、一个法学专业，与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门类均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一级学科专业的现状，差距很大，极不平衡，矮化、弱化了法学学科专业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为了满足我国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迫切需求，有必要把国际法学升格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样在法学门类下形成法学（以国内法学为主）和国际法学两个一级学科。

其次，在完善法学学科体系、健全国际法学科体系的基础上，设置涉外法学专业或者说国际法学专业。也就是说，恢复改革开放初期就设置的国际法学本科专业，恢复和增加设立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国际刑法等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专门培养涉外法治人才。

第三，各政法院校根据自身学科专业实力、办学特色和区位优势，侧重不同地确定不同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功能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比如，西南地区政法院校聚焦培养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涉外法治人才，西北地区政法院校着力培养面向中亚国家或者“上合组织”国家的涉外法治人才。

第四，调整、优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在夯实法科学生法学知识理论基础上，建立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增设国际法课程，而且强化外语、国际政治、国际经贸、跨文化交流课程，加大加强法律、外语、经贸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积极探索“国内＋海外合作培养”机制，拓宽与世界上高水平大学合作交流渠道，加强中外联合办学，积极推进教师互派、学生互换、课程互通、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等实质性合作。

第五，建立政法院校与涉外政府部门、涉外司法机关、涉外企业、涉外法律服务机构等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协同工作机制，将涉外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政法院校，强化实践教学。建立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安排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到涉外法治实际工作部门挂职或者研修，从事涉外法治实际工作的专家到政法院校实质性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拿出经费有计划地持续支持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实践。

第六，加大针对外国的留学生、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企业法务人员、立法执法司法官员的中国法和国际法教育与培训力度。